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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人网 专访哲学家邓晓芒: 人应有怎样的道德和
浏览: 发布日期:2018-02-11

如果用“道德沦丧”来描述的现状,很多人可能并不同意,但又会感到无可辩驳。因为在时下,就连老人摔倒在地,很多人都会冷漠旁观,而不上去帮扶。基本道德底线的失守,使得各种让人寒心的现象总是在不断上演,越来越多的人担心,已经进入一种“互害”模式,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。

道德的问题何在?哲学教授邓晓芒的解释是:人的道德观仍建立在传统的熟人之上,帮助陌生人是次一级的道德原则。在他看来,人的道德观念在当代陌生人中,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,这正是环境污染、毒食品泛滥以及各种以邻为壑等丑陋现象的文化根源。

邓晓芒说,我们今天除了要在制度改革上进一步深化外,还必须花大力气在思想意识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。在现在的陌生人中,人应将道德建立在普遍的 人道主义基础之上。

作为康德的研究者,无论在生活上,还是在思想上,邓晓芒都深受其影响。他说自己的道德准则包括两方面: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奉行合理的利己主义,另一方面在内心里奉行康德的道德自律。毫无疑问,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,都是他所敬畏的东西。他要使其个人的行为准则,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。

尽管邓晓芒认为当今的整体道德堪忧,但他并不悲观。“如果往深处看,这反而是一个机遇。所有传统的框框都被打破了,因而在道德领域,这是一个最具可塑性的时代。”

合理的利己主义+道德自律

记者:我们在谈论道德时,总感觉它是一种比较虚的东西,但它其实可以落到实处,即做人的准则,能否谈谈你个人的道德准则?

邓晓芒:我的道德准则有两方面,即合理的利己主义加上康德的“道德自律”。

所谓的“合理”,是指在利己的同时,也在一定程度上“利他”,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所需要的道德原则。我经常说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,但是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私自利,个人主义很可能是利他的,而利他又不是自己完全没有所得,哪怕得到的是一种心理安慰,或者说心灵的满足感和成就感,也是可以的。

当然,合理的利己主义远不如康德所说的“道德自律”高尚,它只是一种起码的道德。所以,我把“道德自律”也纳入进来。这两个准则相结合,可以构成人类行为的普遍准则,而不至于自相矛盾。如果光有前者,那可能会为了利益而害人或者骗人,是不能自洽的;如果光有后者,“毫不利己,专门利人”,似乎也难以做到。

很多人都觉得康德的道德思想是很抽象的,很不现实,对此我并不认同。我认为,它完全可以为合理的利己主义做理论论证,一种形而上的论证。其实,这套理念也可以在生活经验里得到印证,你害了人家,人家肯定不甘心,也会害你;你到处做好事,就种下了好的种子,迟早会得到回报。

记者:你这么说,还是功利主义的。

邓晓芒:对,还是功利的,但是康德给了它一个超功利的理论根基,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不是为了得到回报,虽然你可能会得到回报,但那并不是你的目的。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性原则才那么做的,人才会是自由的。如果仅仅是为了得到回报,那就不是自由的,因为如果没有回报,就会不甘心。

用康德的道德自律,可以做到问心无愧,能得到自由,还能保持自身行为的一贯性以及人格的尊严。我就是这么一个人,我就是这样行事的,我有原则,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。不以外界的回报、利益、实惠为转移,这是比合理的功利主义更高层次的准则。

记者:康德的道德自律与儒家的“慎独”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”等理念有何区别?

邓晓芒:我曾经在文章中批评过的“慎独”和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就是和康德的反思做比较。我认为,所谓的“慎独”恰恰不是道德自律,而是他律。

首先,真正的道德自律不在乎在“独”或“不独”,一个人独处和有人看着是一样的,因为那是我内心的原则。而儒家道德正因为是做给别人看的,所谓“学会做人”,所以才有独处时怎么办的问题。

其次,道德自律本身就是每个有理性的人独自的原则,和别人的眼光无关,这是一条个人意志自由的原则;而“慎独”不是自由意志,而是对自由意志的克制和防范,它本质上是一种接受下来的群体关系的原则,用自身所认定的群体关系来“克己复礼”。

最后,道德自律是自由意志的理性原则,是个体行为的逻辑规则,是经得起怀疑和逻辑推导的;而“慎独”是基于自然情感之上的道德规范,是情感性和非理性的,这套规范不是自由意志通过理性推理得出来的,而是从小在家庭里面天然接受下来、不容怀疑的。如果不遵守这套规范,就是“逆子”、“禽兽”,就会受到惩罚,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,就可以“慎独”了。

新道德应遵循普世原则

记者:你曾说,传统的道德观念,是建立在熟人的基础之上,状元红论坛,已经不适应现在的陌生人。那我们要建立的新道德是怎样的?

邓晓芒:新的道德应建立在普世的人性和人伦基础之上。我们原来的人伦,主要基于家族和熟人关系,而我们今后要建立的人伦道德,是基于整个人类的。所以,我们要有“类”的意识,只要他是人,不管是什么种族、什么阶级、什么身份和地位,都应该有起码的道德底线。我心中理想的道德底线,就是建立在人类的“类”之上。

就是说,k7比分,新道德不仅仅局限于熟人,也不仅仅局限于种族。实际上,我们有时候的道德表现,已经超出了血缘、地缘或种族,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,大家都说“我们都是汶川人”;比如叙利亚难民,其他国家会向他们伸出援手。

记者:你的意思是,基于种族的道德底线仍然过于狭隘。

邓晓芒:对,我们应该将其扩展到所有人。当然,儒家已经有这方面的因素,比如孟子讲的“四心”——“恻隐之心”、“羞恶之心”、“辞让之心”、“是非之心”,“人皆有之”,但并非“时时有之”,是有时候有,有时候没有,它只是一种突发的情感,并没有把它上升为一种理性原则,也就不会形成规范。

我们经常讲的“仁”和“孝”,情人网,其实也是矛盾的。因为“仁”是普世的,而“孝”却是局限于血缘关系的。甚至,儒家的“仁”也不是普世的,而是情感化的。儒家讲的“恻隐之心”,是见到了就有,没见到就没有。所谓“君子远庖厨”,意思是我没有看见,就可以硬起心肠来,甚至对于死了多少万人,都可以无所谓,只把它当作一个数字。所以说,儒家的“仁”其实也是非理性的,如果要把儒家的“仁”变成一种普遍的理性原则,还需要吸取西方的普世价值。

记者:你曾提出,提倡儒学对道德的进步没有作用,但如果我们的多一些真正的儒学大家,如王守仁、曾国藩这样的人,我想对世道人心还是有用的。

邓晓芒:你不要看他们写出来的文字,而要看他们做的事情。曾国藩的外号叫“曾剃头”,他指挥打仗虽然是出于政治需要,但他也应该有点人性,可是他没有,没把“长毛”当人。我不太了解王守仁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具体是怎么做的,但是我可以想象,他也是绝不留情的。

王守仁也好,曾国藩也好,这些人在私德方面,尤其是从他们写下的东西来看,是过得去的,也确实可以当作师表来推崇。但我们还是只能对他们进行抽象继承、具体批判,要把他们的行为放在全人类的基础上来评判。古代的很多仁人志士,都是道德楷模,但一定要对他们做一个具体批判,否则就可能鱼目混珠,把残暴的那一面也作为道德因素继承下来。

记者: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指挥战争的时候,有不杀人的选择吗?

邓晓芒:有选择。

记者:但那样他就打不赢了,甚至可能会被别人杀害。

邓晓芒: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要从功利方面来衡量,讲道德的肯定打不过残暴的。但如果要把某人树为道德楷模,那他必须有人性。几千年来,不管是还是西方,凡是讲公平、正义的人,大多没有好下场。但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,特别是二战以来,这种情况开始有所转变,公平、正义成了人类共同追求的原则。

儒家不应再居独尊地位

记者:现在很多人在提倡儒学,提倡传统文化,cf美女教官稞身照片,希望能够借此提高的道德水准。但你不认同这种做法,那么,你认为他们的问题在哪儿?

邓晓芒:问题是他们把未经批判的儒学应用于当今。我认为,儒家的确有些东西可以应用于当今,但它必须经过普世价值的洗礼。海外新儒家有这个意向,但是仍然很局限;新儒家就更加等而下之了,完全是很传统地理解儒家。海外新儒家,像余英时等人,他们有学问,又有现代思想,也讲民主,我还是比较钦佩的,但即便是海外新儒家,也没有正确认识到儒学在现代中应该处于何种位置。

儒家确实有一些可以继承的道德价值,但在现代意识形态中,儒家不应该处于几千年以来的独尊地位。海外新儒家也有这个倾向,他们以为完全可以在儒家的基础上,容纳西方的自由、平等,然后建立民主。这是不对的,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已,现在的新儒家应该要意识到这一点。

记者:不少人有这样的观点,西方的现代化脱离不了基督教传统,的现代化肯定也不能脱离儒家传统。

邓晓芒:这只是一个现实,不是知识分子应该论证的。我们不应该为现实做辩护,而应该论证我们应该怎么样。即使你要维护传统、弘扬传统,最好的办法其实是批判传统,就是反传统。或者说,你要意识到传统的位置,摆正它的位置,不要把它摆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上。

记者:我个人对海外新儒家是比较认可的,也没有感觉到他们要把儒家放在独尊的位置上。但大陆的新儒家经常让我感到不舒服,第一是他们希望独尊儒术,第二是他们喜欢跟官方媾和。

邓晓芒:儒家就喜欢跟官方拉拉扯扯,这是儒家的劣根性。孔夫子一辈子没有做官,“累累若丧家之犬”。李零写孔子,说孔子如丧家犬,新儒家对他群起而攻之,其实他说的是对的。

记者:孔子还是做过官的,只能说在官场不如意。

邓晓芒:孔子是做了几天宰相,就开始乱杀人,其实挺恐怖的,幸好时间不长。

儒家特别想跟权力拉上关系。假如儒家不能跟权力拉上关系,而又没有道家来救赎的话,就只有像屈原那样自沉于汨罗江了。所以儒道互补是很有作用的,儒道互补以后,像屈原那样的人就很少了,因为当儒家得不到重用时,道家可以拯救他的灵魂。儒家如果没有官方的赏识,就跟丢了魂似的,他们必须依靠权力才能够硬得起来,这是非常需要批判的。

真、善、美可以作为信仰

记者:很多人说,人的道德滑坡在于没有信仰,所以要极力寻找一种可以信仰的东西。蔡元培当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,你赞同吗?

邓晓芒:我认为是可以的。

记者:我曾采访过何光沪先生,他的观点是美育代替不了宗教,因为宗教具有超越性,能够超越世俗,但美育没有这个特点。

邓晓芒:如果仅仅把美育理解为“美的教育”,那是不对的。如果把美育理解为一种对美的追求,那么,从某种意义来说,美是可以当作一种哲学目标的。我对蔡元培的批评是,与其让美育代宗教,还不如让哲学代宗教,要把美育提升到哲学的层次。美育代宗教,并不是要教育学生懂得怎样欣赏美,而是使他们懂得追求美的极致。我们一般人理解的美育,就是具有美的素养而已,而并不是要追求美的极致。但有的美术家,像高更,他对美的追求就已经到极致了,他后期的很多作品都带有宗教意味。

我最近有一本书的名字,就用了高更的那幅名画的标题——《我们从哪里来?我们是谁?我们到何处去?》来命名的,这“三问”就是哲学。“我们从哪里来”,是人类的起源问题;“我们是谁”,是自我意识的问题;“我们向何处去”,是自由的问题。我给本科生开过一门课,叫做“哲学起步”,讲的就是这三个主题。

记者:但我认为信仰是一种能够把人带入美好之境的东西,我们按照一种信仰来生活,不仅自己可以生活得很好,而且也能让整个变得很美好。所以我觉得高更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如果都像高更那样,大家都比较疯狂,整个就乱糟糟了。

邓晓芒:高更是很满足的,他已经达到了一种宗教境界,无所求了。他甚至要他的妻子把他的所有作品都烧掉,他对这个世界已经完全绝望了,他已经直接跟上帝打交道了。当然,他也不信上帝,他的“上帝”就是美,他直接跟美打交道。所以,天下百家乐,这样一种对美的信仰,是具有超越性的。

当然,我也不赞成高更这种完全超世俗的活法。我们固然要有超验的目标,但还得在世俗中生活,所以我只是主张在追求超验目标的时候,要跟人的切身体会、跟人的生命感受结合起来。当然,高更其实也是这样的,他追随的也是他的生命感受。人之所以追求某个东西,是出于自己生命力的要求,说得更俗一点,是出于人的欲望。人生有很多欲望,有低层次的,也有高层次的。你不要贬低欲望,因为欲望都是正当的人性,普通人都是有欲望的,我也有欲望。但是,在所有的欲望中,每个人都有一个最想要满足的欲望,要实现这个欲望,于是就把别的欲望给压下去了。

尼采的“权力意志”与叔本华的“生命意志”,都是说要追求自己最想要的东西。我们每个人的欲望,其实是有不同层次的,所以要在欲望之间做选择。我小时候兴趣很广,对美术很着迷,想当画家,还学过一段时间的雕塑、油画、素描,甚至在读研究生的时候,还订阅了《美术》《世界美术》等专业杂志。但后来我把它们都放弃了。为什么?因为我最想要的是追求哲学的一种境界。

记者:你说真、善、美可以当作我们的信仰,在你看来,什么是“真”?

邓晓芒:“真”就是科学,追求真理和真相,这是科学的目标,不要用任何别的东西来遮蔽这种目标,什么善意的谎言,什么策略的考虑,都不能掩盖。谎言就是谎言,欺骗就是欺骗。善和美都有一个是不是真的善和真的美的问题,善有伪善,美呢,纳粹时期也有艺术大师、电影大师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,文革时期则有八个“样板戏”,这些都不是真的美。所以真、善、美是互相依赖的,它们的共同标准就是人性的自由。唯科学主义之所以被人批评,也正是因为违背了人性的自由。

记者:据你的观察,我们这个是否具备足够多的“真”?为什么?

邓晓芒:人历来不强调“真”,只强调“诚”,甚至把“真”归结为“诚”,只要诚就是真了。但恰好诚是没有标准的,是主观的真,而主观是无限深邃的,具有某种“自我意识的自欺结构”。所以,我们这个最讲真诚的民族,反而最不诚实、最虚伪。由传统文化心理在这方面资源的贫乏,我们可以解释今天各种不诚信的现象。这不单是一个没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,而且是缺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共识,没有人认为侵犯版权、卖假货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除非出了人命。

记者:我有一次采访丁学良,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。他说真、善、美当中,要做到真是最难的,因为善和美都是直接就能给别人好处的,但真可能会伤害一些人。假如你要坚持的真和周围人的利益有冲突,你会怎么选择?

邓晓芒:不光是伤害别人的问题,更重要的是摧毁自己的人格,或者说无法建立起自己一贯的人格。我的人格里面既有传统的,主要是道家和禅宗的,也有西方理性的。所以,我在日常生活中很随和,一般不会和人冲突,采取难得糊涂的态度。甚至很多和别人难以相处的人,都能够和我处得很好,成为朋友。但我又是有原则的,在原则问题上,我不讲假话,不自欺欺人,也不退让。这个原则就是公平、正义,这不光是交往原则,孙悦篮球,也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之坚守,我尽我所能做到,当然完全做到也不可能,心向往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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