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篮球上篮教学,专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
浏览: 发布日期:2018-02-24

“一下飞机就演讲,演讲完就去机场”,似乎是杜维明先生多年来的生活常态。自2008年,他辞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职务,并接受北京大学邀请担任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之职后,这位往来于世界的“空中飞人”,弘道的主场渐渐转至。

杜维明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,1940年出生于昆明,师承唐君毅、徐复观。1968年,他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,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哈佛大学,并长期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及哈佛燕京学社社长,前平山熏,成为新儒家在海外研究的重镇。

不同时期,杜维明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各有侧重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他关注的重心是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;90年代后,他关注的领域转向“文化”、“文明对话”、“启蒙反思”、“世界伦理”,等等。

近年来,他力促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之间的对话,探讨儒学与商业伦理结合的可能性。他在河南嵩山开展21世纪宗教和文明对话,促成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落户北京,多次举办儒商论域和商业伦理工作坊,和企业家探讨良知理性何以能参与价值的重塑

在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盛行的当下,心理与商业伦理问题日益凸显,如何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寻找精神归宿和道德制约,成为儒学研究者面临的最急迫问题。无论官方还是民间,龙亨俊,都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要向传统文化找答案,然而,随着“国学热”兴起,各种读经乱象与民粹主义亦随之而来,在杜维明看来,这给儒家的普世化带来困难,但对儒家能够成为21世纪世界公民共通语言的前景,他依然深表乐观。

儒家如何破解“空心病”

:前不久,北大心理咨询中心的一项调查引发轰动,40.4%的北大新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,活着只是遵照父母的期望,随大流得过且过;30.5%的学生经常感到孤独虚无、内心空洞,甚至出现厌学情绪和自杀倾向。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调查结果?

杜维明:外界看到这样的调查数据,自然会以为北大的精英学子都消极颓废,所以引起舆论哗然。但我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,大部分北大新生都特别努力,他们积极学习,分秒必争,选课选得比一般学校的都多,还参加各种活动,一直在极其激烈的竞争氛围中拼搏进取。而且,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渠道也很多。

那为什么还有虚无感?这有两方面原因。宏观背景是消费主义侵入每一个领域,已经变成市场,人才素质的评价机制全部采用量化标准,我们的教育也因而过分注重能够量化的成功。北大调查数据反映的只是冰山一角,的发展已经进入严重的身心失调阶段。好像美国学术界长期讨论的“老鼠竞赛”,你即使在竞赛中得到第一名,也还是“老鼠”。因为整个评价体系出了问题,成为一种零和博弈。

从个人来看,这些年轻人都是从各地选拔出来的精英,从小受到父母的呵护,面临亲朋好友的期待,入校后还得满足对北大学子的要求。他们的自我认同深受这些因素的塑造。心理学研究表明,十八九岁刚进入大学的年纪,最容易发生“认同危机”。每个人要找自己的“定盘针”,但定盘的标准又受急功近利的、不健康的风气影响,因而出现“空心病”问题。

:儒学怎样应对这种“空心病”?

杜维明:儒家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是如何做人。其实传统压力也很大,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路非常狭窄,但假如不顺着这条窄路走,连存活都会困难。然而,儒家经典确实帮助很多读书人缓解了这种压力。儒家是“为己之学”,是发展和完善自己人格的学问,它特别强调立志,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,而且立志的标准不是外在不可控的条件,而是内心深处成为自己、完善自我的呼召。

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受儒家精神感召的人生,一定会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人格,建立起主体性。这个主体性不是自私自利,不是封闭主义,而恰恰是很开放的,在与各种关系的互动中了解自我、确立自我。

:立定完善自我的志向,就可以避免虚无和自杀吗?这听上去很像你常提的“物随心转”,可现实中似乎很难?

杜维明:的确不容易,人的出身、性别、语言、所处族群等都是限制,很多宗教(特别是佛教)会主张一定要把这些限制打破,才能得到解脱。儒家也基本同意这样的观点,但有一个微妙差异:儒家认为,所有限制个人的因素,本身就是促使其发展和超越的条件。

父母的呵护、亲友的期待、的要求,的确给人们带来压力,但如果觉得人生没有意义,只能顺着这一条路走,只能去满足外界的要求和期待,儿童动漫故事,那就是被世风所转。王阳明曾对身陷科举窠臼的弟子们说,“不患妨功,惟患夺志”。现在的大学生,把大量时间花在技能考试、托福考试等非精神性事务上,这没有问题,但前提是人的志向不能被商业的浮躁浪潮裹挟。

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

:马克斯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提出,资本主义没有在传统发展起来,原因在于儒家伦理的制约,对此你如何看待?儒家伦理能否为理想的商人提供精神动力?

杜维明:韦伯的基本理念有一定说服力,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精神,就很难发展出资本主义。可见韦伯反对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的说法,而是认为价值取向会影响经济发展。

韦伯评价问题的标准,也是看儒家伦理能不能提供资本主义精神。信奉上帝的人,依靠信仰激发出的巨大力量来改变世俗,他们积累起资本,却不会全部用于个人消费享乐,而是投入再生产和技术创新,扩大产业规模,最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。其实,早在宋代就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,可商人积累了资本之后不是进行再投资,而是买官进入政界,或是买文物附庸风雅。因此韦伯认为,相比于新教伦理,儒家伦理对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发展,并没有做出很大贡献。

韦伯命题在1980年代讨论很热烈。因为“亚洲四小龙”的崛起,似乎寓示着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矛盾,甚至比西方欧美发展出的资本主义势头更强,所以,当时有一种说法,经济发展的动力从大西洋转到了太平洋。但是,1997年金融风暴后,韩国经济突然下滑50%,大家对儒家伦理的质疑之声又响起来,说儒家伦理推动的是关系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。不过随后韩国花了短短三年就恢复过来,韩国主妇把自家首饰都捐出来救亡图存。这个例子说明什么?也许经济发展不一定要依靠儒家伦理,但是经济想要持之以恒地永续发展,必须引进伦理因素。

:前段时间,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提出,现代商业保险和福利已经成为人主要的规避风险方式,家族和亲情网络的经济互助互保作用越来越低,技术进步将让市场在几千年来第一次战胜儒家。你怎么看?

杜维明:陈教授代表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路,这种思路本身存在很大问题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创造了巨大财富,却发展不出一套维系和谐的机制。金融风暴就是最明显的例子,自由市场绝对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均、贫富差距扩大。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追逐个人私利,最后个人反而会失去保障。

市场秩序恰恰需要道德来维系。哪怕是主张自由市场的鼻祖亚当斯密也认为,比起《国富论》来说,他的《道德情操论》更重要,同情心才是市场经济得以进行的保障。光靠商业保险、福利国家、保障是不行的,一场经济危机可能就全崩溃了,所以必须把伦理因素引入企业,强调企业家的责任感。孟子说,“有恒产者有恒心。”有巨大恒产的人,应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,拥有的资源和责任感应是成正比的,经济一定和伦理密不可分。

:自由市场理论的“经济人”假设,是否已经不能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困境?

杜维明:没错,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签署的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》提到17项发展目标,非常明显地讲到不能只重经济发展,必须更加强调进步和环境保护。然而,经济人不存在维护地球和倡导公共良善的观念,经济人假设下的一个亿万富豪,没有任何义务给无家可归者一块钱。

儒家所讲的做人道理,恰恰不是个人本位的,而是关系本位的。巴黎气候变化峰会签署的协定,之所以能取得最大公约数的认同,就是摆脱了个人本位、进行通力合作的结果。100多个国家一起努力,来对付全球变暖,这样的全球协调是人类发展过程的一个亮点。假如没有这种协调机制和重叠共识,只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。当然,我不是过分强调政府的重要性,但是抵御风险、解决人类存活问题需要政治、宗教、伦理等各种因素介入进来,光依靠市场本身是远远不够的。

:儒家的这种关系本位,会不会让人在办事和为政时陷入裙带关系,滋生包庇和腐败?

杜维明:这是对儒家基本修身哲学的画地自限。梁启超和梁漱溟也有类似观点,认为儒家太过分注重私德而不注重公德。我坚决不同意这样的说法。儒家是推己及人,从私到公,只要开始修身,就有公共性。即使要满足自己的私利,也得先去成就别人。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是和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配合在一起的,爱人和爱己是同步的。

讲关系并不只是局限于自己的亲友关系,推己及人,还要往亲友之外的人推。儒家之仁爱必须有公信度和公共性,儒家强调的主体性一定要突破自私自利,家庭的温暖一定也要突破家族主义,扎根乡土观念也要突破狭隘的地方主义,爱祖国爱民族更要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、国族主义,对人类的尊重也必须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。

儒学作为世界公民语言的潜质

:伴随国学热,一部分家长选择脱离体制教育,送孩子进入读经学堂。有些学堂让孩子们背诵经典全文,却禁止阅读注解,在上引起对读经运动的新一轮质疑和讨论。今天应该如何读儒家经典?

杜维明:经典是智慧的结晶,但经典不是不可质疑、不容诠释、必须接受的文本。每一个经典背后都有漫长的解释史,有不同的理解途径,因此它是开放的。一定要经过自觉的反思,才能加深对经典的理解。

背诵经典书籍有一定意义,比如,背唐诗、宋词对于增加语感和文字能力很有帮助,越熟悉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越能对人世有更深的体会。不过一旦背经典变成一种强加于人的教条就不好了。良性的读经要增加一些乐趣,在传统,小孩一起吟诵经典,就像唱歌一样愉快。弦歌表达的是对经典中的道理有心悦诚服的认同感,老师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逐段逐句讲解。古时候都不死记硬背,现在却这么僵化,甚至还有体罚,这是要坚决反对的。

“国学热”的同时有很多读经乱象。一些书院以牟利为目的,教师也没有受过特别好的经典教育。在大山里封闭式、军事化管理的读经很可怕,必须批判,违法的甚至要绳之以法。另外,也可以扩大体制内学校经典教育的比例,毕竟脱离体制去读经的孩子是极少数。以前傅斯年做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,就把《孟子》作为大一国文教材。我们可以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上增加一些经典篇幅。

:本届政府多次提出要弘扬传统文化,加大传统经典在教科书中的比例,儒学能因此更为发扬光大吗?

杜维明:道假众缘,文化复兴需要各种力量的自觉,须在学术界、媒体、企业、政府各方面形成联动。政府的提倡是一把双刃剑,有利有弊。儒家与政治的关系,可以引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。

元代有两个学者都得到忽必烈的征召,一个叫许衡,一个叫刘因。忽必烈一召,许衡就去了,大家质疑他为什么做官意愿那么强,他回应说:“非如此,则道不行。”但是,刘因被征召了三次还是不接受,大家说,你又何必这样傲慢呢?他回应:“不如此,则道不尊。”儒家既需要使“道行”的人,中国算命大师,也需要使“道尊”的人。

:最近关于传统天下观的讨论也很时兴,葛兆光认为的天下观与现代秩序格格不入。你怎么看?

杜维明:天下观看似是一个地域文明提出的观念,要让它普世化存在困难,但也不是不可能。不能因为目前理论构建和具体实践的困难就否认其可能。天下观不是为了文化的自我表述而提出的,因为不仅仅在讲,日本、韩国、越南也有学者在讲,这就部分说明了它的普世性。

举个例子,2013年5月,为了庆祝基辛格90岁生日,在伦敦举办了一场演讲会,我作报告,基辛格来评议。他认为完全没有文化资源来组织。我回应说,假如把我们所有文化资源都地方化、情境化、具体化,www.saojiejie.com,能发挥作用的东西的确很少,但如果想要寻找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人文主义,来作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信念,那这样的人文精神应该有两个特点,一是关爱地球,毕桂霞,二是尊重多元的宗教,恶魔总裁的契约情妇,而儒家恰恰符合这两项要求。

“仁者与天地万物同体”的观念就满足第一条。第二,一个人可能成为儒家式的基督徒、儒家式的佛教徒,但却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式的佛教徒。为什么呢?因为三大宗教都有特殊的、无法公约的教义,都坚持要靠信仰才能获得解脱。而儒家不同,它积极入世,没有一个超越外在的神;它更加理性,没有一个观念、人物、制度是不可质疑的。这样看来儒家深具作为世界公民语言的潜质。

以前我们讲世界伦理的时候,吕正超,会认为最广泛的共识一定是非常稀薄的、基础的理念,比如不杀人。但其实最广的共识应该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有非常深厚的基础。儒家一定可以超越地域、种族、文明、宗教的限制。有没有体现儒家精神的佛教?人间佛教。有没有可以代表儒家的伊斯兰教?比如明清时自称“回儒”的伊斯兰教徒王岱舆和刘智。有没有体现儒家精神的基督徒?我在做第一次文明对话的时候,发现代表儒家文明的学者是来自波士顿的几个基督徒,他们关切政治、参与、重视文化,也尊重其他宗教,这就是新的可能性。所以,近几年我特别强调,儒家是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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